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新一轮的城镇化热潮在不少地方涌现。《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2008年,河北省城镇化率达41.90%,相较于2003年的33.51%,年均提高1.67个百分点以上,与全国差距由2003年7.02个百分点缩小到去年的3.78个百分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省市。

　　这和各级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大形势相关。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作为我国GDP重要增长极的外贸受到较大冲击,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各方期望通过提速城镇化,缓解产能过剩问题,并促进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4万亿投资较大程度上和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直接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在“十一五”、“十二五”的过渡时期,面对新形势下的城镇化热潮,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协调发展的目标出发,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得失,更加科学地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显得尤为必要。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博士范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思路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受城市人口压力、城市福利制度和国企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我国奉行的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思路。受此影响,东南沿海一些小城镇顺势兴起。

　　1992年以后,随着我国新一轮工业化的全面展开,以及资本与技术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愈发显现,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下降,到大中城市“外出打工”开始成为潮流。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大助力。

　　2000年,中央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对城镇化方针有了新的表述,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

　　进入2002年,城镇化思路进一步发展为“协调发展”,即“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在此基础上,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受益于此,2008年底,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为45.68%,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6%提高了35个百分点,比1982年的21.13%提高了24.55个百分点。

　　“目前来看,通过发展大城市而辐射带动周边发展的城市群模式,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思路,”范毅认为。“但是,大城市能否解决中国城镇化的所有问题,目前仍值得思考。”

　　“中国的城市是有等级的,存在一种'上级管下级’的现象,”范毅认为,这种体制造成了财政收入的向上集中。“而在国外,一个城市是不能管另外一个城市的。”

　　另外,如何发展城市群,使其更大程度体现城市的经济功能和人文功能也值得思考。比如,在三大城市群中,上海对长三角的辐射带动效应比较明显;而北京对京津冀则带动较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向北京集聚的效应。

　　10月17日,在瞭望周刊社《环球》杂志举办的“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上,到会专家们也从多个角度,就我国城镇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副所长吴文化认为,当前,由于人口大量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集中,城市群内部住房、交通问题日益严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论坛上指出,当前我国的城镇化需要迫切解决四大尖锐问题,一是旧房改造;二是城市的减灾防灾问题;三是城乡接合部居民的居住问题;四是1.4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