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是一年毕业季，北上广等大城市再次成为目光汇聚的地方，但被动的接收不是城市角色的目的。

　　近日，北京市发布非北京籍高校毕业生“严控年龄”的户口政策新规，新规规定若高校应届“非北京生源”毕业生本科生超过24岁、硕士生超过27岁、博士生超过35岁，将受到限制而不能在北京落户。

　　这反映出巨大的人口涌入在带来促进城市发展的人力资源财富的同时，人口拥挤等社会矛盾也日渐突显。

　　“北京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资源承载力，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出台相关政策主要出于控制人口规模的角度考虑。”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姚永玲表示。

　　据了解，在今年3月发布的《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中指出，北京综合承载力已随人口膨胀而进入危机状态，全市土地开发利用率空间已非常有限。水资源、生态、交通设施均成为北京承载力的短板。

　　就水资源来讲，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立方米，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500—1000立方米的重度缺水标准。

　　因此，特别对于大城市来讲，解决城市发展与人口拥挤之间的矛盾，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活力已迫在眉睫。

　　“解决矛盾，应借鉴国际经验，设立人才的退出与引进的机制，通过循环促进城市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智勇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北京常住人口来看其老龄化程度相对较轻，但户籍老龄化的情况却非常严重。很多人退休后不愿意离开北京的原因是社会保障等不能随他居住地的改变而改变，另外养老、医疗等资源在外地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因此在城市长期发展过程中，人不断涌入，而退出的则较少，自然会造成拥挤。

　　当然，设立机制，且让老年人自愿离开，必须满足相关条件。

　　姚永玲表示，国外郊区的医疗水平、社区服务、环境等各方面都很好，相比市中心的拥堵，退休后的他们自然会选择更适合养老的地方。因此，我国要逐步做到社会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等很多方面的内容。

　　同时，王智勇认为，满足条件主要要做到两点。首先，有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到全国社会保障的衔接，解决其退出后的后顾之忧。其次，包括教育、医疗等资源应该向郊区、卫星城或者别的城市分散、疏散，而非集中于市中心，为其迁移提供前提条件。

　　但退出与引进机制的执行可能存在一定困难。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一些工作中的佼佼者不愿到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工作，致使新建的医疗、教育等机构不能很好地运作，达不到分散人流的效果。因此，王智勇认为，在机制实施前期，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更有力的措施保证新建机构的正常运作中。

　　而且，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缓解大城市人口过多的矛盾。城镇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会分散大城市的部分人流。但王智勇指出，其前提条件是城镇化一定要与公共资源的均衡化与均等化结合起来。

　　因此，解决大城市发展与人口拥挤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还是缩小城市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等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