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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城镇化新路 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陈谊娜、苏雪燕)4月20日-21日,中国城市发展高层论坛?2013由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共同举办。论坛集中探讨新型城镇化如何体现“新意”、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会专家指出,城镇化“新路”并非只对“老路”简单说“不”就可以实现,其“新意”和“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尊重规律”“制度变革”“产业引领”与“风险规避”四个方面。

  

  4月20日-21日,中国城市发展高层论坛?2013在中央党校举办,图为论坛现场。新华网 李隆强 摄

  尊重规律:将城镇化发展节奏放慢一些

  当前,城镇化率成为地方政府热衷的重要发展指标,多省都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调高了未来五年的城镇化率目标,就连城镇化率偏低的西藏,也力争在未来五年达到35%以上。“新型城镇化”不是鼓励各地竞争名义的城镇化率,更要避免城镇化率沦为类似于GDP的政绩目标。在本次论坛上,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韩康建议,将城镇化发展节奏放慢一些,不要急于在未来15-20年间,把最后20%-30%左右的城镇化空间填平。

  那么,又该如何把控城镇化的节奏呢?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在主题演讲中指出,新型城镇化要求速度与质量相匹配,城镇化如果没有质量,任何速度都是过快的。要遵循城镇以及城镇集群的发展规律,以科学、理性、正确的人为影响代替盲目、粗浅、错误的人为干预。

  制度变革:既要鼓励创新也要设定“底限”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已不是“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制度的变革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左: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在制度变革和利益关系调整过程中,应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进行探索和尝试。如山东七个城市已实现“租房落户”,尽管各地对租住时间要求不尽一致,但落户条件从“有住房”转变为“有房住”,大大降低了落户门槛,对想拥有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再如浙江拟试点27个经济强镇“撤镇设市”,力图解决“人大衫小”的苦恼,进一步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避免镇域经济优势逐步丧失。

  在鼓励“先行先试”的同时,一定要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为城镇化进程设定若干“底限”,避免旧账未还、又欠新账。李铁指出,在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城市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摊大饼”式的扩张道路。目前,外界公布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是142平方米,实际上是159平方米。对此,胡存智认为,城市发展规模不能人为安排和控制,但人均用地极限是可以设定的。从长远看应逐步向以下标准靠拢:大城市人均用地极限80-100平方米,中城市90-110平方米,小城市100-120平方米。以人均用地来制约城镇土地规模扩张。

  产业引领:局部“产城融合”更需整体产业布局思路清晰

  在本次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特别强调,要“以市兴业,以业带市”。

  广东省东莞市市长袁宝成以东莞为例,诠释了这一观点。他提出,新型城镇化首先要处理好产业与城市的关系。东莞已形成54万的市场主体,全球每十双运动鞋,就有一双产自东莞;中国出口外销的家具,五分之一来自东莞,虎门的服装、长安的五金、厚街的酒店、大朗的毛纺、大岭山的家具……“中国制造”在这里获得了最有生机的诠释。归根结底,产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后劲所在。

  最近,安邦集团在其一份名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线图》的报告中提出,未来的产业趋势,是新型城镇化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最关键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型城镇化应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布局规划。目前,地方政府的产业布局思路并不成熟,寻找甚至套用最能与“新型城镇化”搭上关系的产业进行包装,由此,文化、旅游、新能源、医药等带有新兴产业色彩的领域,便进入地方政府新一轮的投资视野,而忽视了其是否确实符合当地的发展需要、是否具备相应的产业发展基础、又是否真正能够带动当地的产业优化升级等问题。

    风险规避:需警惕城乡矛盾的内化

  在本次论坛上,韩康提出,城乡矛盾内化是当前城镇化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主要表现为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繁荣过程中,从形式上逐步消除了城乡差别,但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是转化为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矛盾。

  以农民市民化为例,据韩康估算,未来将有近4亿农民需要转为市民,但现有的城市和城镇体系并不适合如此庞大群体的融入。虽然小城市/城镇将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载体已成共识,但韩康指出,受政府的行政偏好影响,目前城市甚至小城镇建设都呈现出高端化趋势,高端的基础设施、高端的产业和高端的投资领域,这必然导致准入门槛的提高。但现实情况却如北京市昌平区区委书记侯君舒和上海市奉贤区区长庄少勤所言,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事业配套水平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是绝大多数小城镇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方面,准入门槛向大城市看齐,另一方面,又没发挥出小城镇宜居、宜业、宜养的优势,这样的小城镇不仅难以担当农民工市民化的重任,还累积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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