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哪里去生活、工作，受到无数因素的影响，我们难以事先完全知道

　　城市的形态难以完全驾驭

　　城镇化中一个最难驾驭的就是人气。有些城市就是很有人气；有些城市，房子很漂亮，规划也不错，就是没有人气

　　本报记者|史颖 综合报道

　　怎样通过政策、制度的推陈出新提高城镇化质量？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近日举办的“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提出的见解和建议引人关注。周其仁表示，城镇化过程，有很多因素是我们驾驭不了的，专家不完全知道，政府也不完全知道；市场、社会机制有更大的弹性，更适合处理我们不完全知道的事物，更有弹性来驾驭城镇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城镇化的政府主导模式是历史形成的

　　周其仁谈到，目前我们国家的城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政府主导。我们的政府主导的模式是历史形成的。大概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府抑制城市化发展，因为当时比较穷，有点钱觉得搞工业是对的，搞城市是浪费。不理解这个城市和工业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互动关系。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抑制城市化的政府主导政策转向了推进、鼓励、承认城镇化的发展。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周其仁认为，我们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所依赖的很多制度和政策，是在过去抑制城市化的时期形成的，这其中有不少的冲突和摩擦。“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城镇化是高度行政化的。一个地方叫不叫城市，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批。在座有日本来的朋友，我们看日本的地图，很小的地方也叫市，中国不行，只能叫镇，是不是加建制镇，是要经过批准的，我们见过100多万人口的镇，不经过批准不能叫市。不批准也有道理，因为一批准叫市，就要组建四大班子，头就太重。”周其仁说。

　　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因素是我们驾驭不了的 

　　城镇化发展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如果体制缺少弹性，就容易导致资源错配。这里，本报记者择要介绍周其仁的相关分析：

　　高度行政化的模式，无论是抑制还是想推进城镇化，跟另一些方面的问题有冲突。什么冲突呢？因为城镇化这个过程，人口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因素是我们驾驭不了的。我们不完全知道，专家也不完全知道，政府也不完全知道。所以我们的体制在处理这种变量上，如果说没有弹性，就容易犯错误。因为这里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首先，你可以在文件上写这样那样的方针，但是我们的人到哪里去生活、工作，受到无数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完全事先知道。作一个计划，下一个命令，就把人像棋子一样地装到某一个地方去，做不到。强行去做，后果就非常的严重，会把很多的资源布错了地方。

　　第二个不完全知道就是这个城市的形态，我们难以完全驾驭它。比如说技术一变化，比如说汽车兴起，这个形态随之变化。美国的郊区模式，一片草地，一片独立房，是汽车发展起来以后派生出来的城市发展类型。但是，这个汽车化过一个临界点之后，汽车本身就变成了人们的麻烦，因为通勤成本越来越高，拥堵，很多时间花在路上。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事后看，变成政策和方针，但是世界又随之变化，轨道交通和通讯模式的改变，对人们的居住模式是有影响的。

　　最后，在城市化当中一个最难驾驭的就是人气。有一些城市就是很有人气；有一些城市，特别是我们国内这一阶段快速发展起来的城镇，房子很漂亮，规划也不错，就是没有人气。这个人气不是按照命令来的，它有大量的学问。一个镇长，下命令多建一些板凳让人可以休息，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要很仔细地观察才知道，哪些板凳招人坐，哪些板凳没有人坐。而板凳上坐了人，其他人就愿意去，这个人气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有小商贩的地方，人气就高。

　　市场、社会机制有更大的弹性，更适合处理我们不完全知道的事物 

　　怎样应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周其仁从转变观念、动员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等方面做出分析、提出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包括：

　　——我们现在高度重视的是硬件的城市化，对软的城市化，对增加人气、增加人的活动的内容注意不够。我们稳健推进健康城镇化，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怎么做，我们的制度要有相应的变革，要把政府主导、行政主导、命令、以为什么都知道，以为只要把一些看法写进文件这个世界就自动美好，这样的观念要松动一下。

　　——现在城市化面临的挑战非常大，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多。特别是，如果说用生态文明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搞不好与这一目标将是背道而驰的，弄不好就会增加居住者肺部的负担。不光只是提一个目标，健康、绿色、环保，这个多数人都同意，关键是怎么做到。我们要有一部分权还给市场，一部分权、一部分的控制机制还给社会，因为市场、社会机制有更大的弹性，更适合处理我们不完全知道的事物，更有弹性来驾驭城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