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是中国人的命根子。新土地政策重在从紧从严，而不是从宽。
    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我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决定。这个决定规划到了2020年，是整个农村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
    不存在“新土改”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甚至有媒体猜测三中全会将会启动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土地改革，土地政策将进一步放宽。但事实是，新土地政策的基调就两个字，一个是“稳”，另一个是“严”，而非放得更宽，更不是要搞什么第三次土地革命。
    我们的国情决定，土地政策一定要求稳求严。1993年中央的11号文件明确讲：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承包给农民来使用，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开的。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可以延长到30年不变。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看望老百姓，农民就问他30年以后怎么办呢？江泽民说：“我看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
    三中全会之前，胡锦涛总书记也到小岗村去看望村民，他说：“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话随后写入了三中全会的决定。三中全会的决定是要赋予农民更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
    “流转”不是新规定
    对三中全会的决定一个最大的误解是关于“土地流转”。我昨天参加一个研讨会，都是京城的房地产大腕儿，他们甚至认为三中全会以后土地流转就被允许了，城里的人可以到农村搞个几万亩地，搞一个大农场。这是莫大的误解。
    从1984年以来，任何一个关于土地的法律都明确讲：允许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可以采取出租、转让、转包、互换、股份合作或者入股的方式来流转土地。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新闻。
    同时，这次流转有三个限定条件，第一，不得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性质；第二，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第三，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这主要是考虑保护农民的利益。最近经济不景气，从广东到重庆的火车上，可以看到很多回家的农民工。如果这些农民没有土地，在城市的就业又不稳定，他们就没有社会保障。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城市里如果有10万农民工失业，我们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
    首先要保护农民利益
    因此在现阶段，所有关于土地政策的制定，首先考虑保护农民的利益。
    第一，在现阶段，土地在农村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更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总结来说，我们三中全会在土地的承包方面最基本的是：一个政策——长久不变；三个不得；六字方针，所谓六字方针就是：自愿、依法、有偿。只要符合这六个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可以流转的。
    第二，三中全会明确了土地政策方面的两个“最严格”：
    其一，建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其二，建立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这次国务院刚刚批复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根据这个纲要，土地政策是全面收紧的。
    第三，三中全会关于征地制度的改革，带有鲜明的政策导向：
    1.严格区别公益性的用地和经营性的用地，要缩小强制性征地范围，保证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2.明确提出同地同价。比如说在北京，现在建一个酒店的补偿就比建路的补偿高，以后就不能这样了。
    3.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
    关于征地制度改革的另一个政策是：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也就是说要发育承包权的市场，和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关于这一点，三中全会也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任何一个企业，可依法获得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大家一定要注意是经营性的建设用地，不包括宅基地，宅基地不是经营性建设用地。
    最后一点，关于小产权房的问题。三中全会也讲了两个非常明确的政策：一、严格宅基地管理，讲的就是要跟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相配套，要严格实行一户一宅的政策。二、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按照《物权法》的要求，农民对宅基地有使用的权力，有收益的权力，但是没有转让的权力，它是一种不完全的物权。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土地问题始终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土地政策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导致惨重的代价。同时，我们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渐进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